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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然仔细研究了三起案件的被害人，共性其实并不多，无非就都是女性，年纪都在25-35岁之间。
除此之外，她们是高矮胖瘦，肤色是黑是白，头发是长是短是直是卷，以及她们被掳时，身上的穿搭饰品等，均没有共性。
显然凶手并不是根据体貌特征去寻找目标的。
但凶手又绝不是随机掳人的，因为三名被害人被掳时，均没有目击者，即便通过深入调查以及悬赏，也并没有找到目击者，如此说来，凶手掳人的时机把握得极好，而这显然是筹谋之后，谋定后动的结果。
否则，如果真是随机掳人，凶手如何能保证他三次行动都如此顺利，不被任何人看见呢？
有人可能会说，那如果凶手都是半夜行动，半夜人少，岂不是就不容易被人看见。
但同样的，半夜人少，目标群体也同样少，凶手如何能保证他半夜在大街上游荡时就一定能碰到一个同样孤身一人在大街上游荡的青年女性呢，并且同时还要保证周围没有其他人。
这种随机性显然是要靠缘分的，一次两次或许还能说得通，但三次就绝非缘分那么简单了。
并且凶手每杀死一名被害人，下一名被害人便会在15-20天内失踪，也就是说，凶手很可能杀完一个，便会开始物色下一个，如此节奏才能满足自己变态的需求。
所以说，凶手一定有自己的选择标准，也就是三名被害人之间尚未被挖掘到的共性，凶手通过15-20天的寻找，锁定，然后有计划地将人掳走。
那么共性到底是什么呢？
纪然飞快地翻着资料，连调查三名被害人的社会关系时的诸多笔录都没有放过，她飞快地在自己的小本子上记录着。
三名被害人，8.23案的被害人，秦菲，29岁，已婚，友谊百货的售货员，丈夫是货车司机，两人感情很好，有个儿子，今年4岁，还没上幼儿园，一直是孩子的爷爷奶奶带着。
秦菲在单位人缘不错，工作之余也会约单位的小姐妹逛街打牌，社会关系并不复杂。
秦菲是8月20日下班后失踪的，她的丈夫8月21日下午从外地跑车回来，发现家里没人，等到秦菲下班的时间也不见人回来，他急了，就去找秦菲经常一起玩的同事，对方却告诉他秦菲因为知道他今天回来，特意跟人调了班，今天根本就没上班。
这时两人才意识到秦菲可能出事了，便一起去警局报了案。
9.10案的被害人，余丽，35岁，已婚，丽丽鲜花店的老板，丈夫是鼓风机厂的销售员，两人的女儿今年刚上初中，平时也住在爷爷奶奶家，因为离学校近。
余丽是9月7日晚上失踪的，第二天，9月8日，刚好是周日，女儿放假来花店找她，服务员说老板今天没来店里，连货也没进，女儿以为余丽身体不舒服在家休息呢，没想到回家也并没有找到余丽，孩子急哭了，去找爷爷奶奶，而此时余丽的丈夫还在外地出差呢，爷爷奶奶便带着孩子报了案。
前两起案子的共性便是，被害人都是已婚妇女，丈夫从事的都是经常外出的工作，并且孩子也不在家，被害人独居的时候较多。
然而这仅有的共性再结合第三起案子，便没有任何共性而言了，这正是让众人都极为不解的地方，当然了，纪然也同样不解。
10.15案的被害人，王绮罗，25岁，未婚，并不是本地城市户口，户口所在地是滨城市武安县大柳镇池东村，她是从村里走出来的打工妹，20岁进城，如今已经5年了。
她没什么文化，进城之初干的都是服务员一类的工作，直到一年前她当上了大丰食品厂的女工，这才稳定下来，大丰食品厂提供食宿，她跟三个同事一间宿舍，其中一人正是报案人刘娟。
如此看来，王绮罗未婚，又并非独居，跟秦菲和余丽的情况截然不同，她为什么会成为凶手的目标呢？
并且据报案人刘娟所说，王绮罗9月30日下班后便直奔客运站，她应该是先蹭一段后勤采购的车，再走大约20分钟便能到客运站，这段路凶手是没有可能动手的，毕竟下班时间人多眼杂，凶手光天化日地掳人不可能没有目击者。
客运站和客车上就更不是什么下手的地方了。
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凶手一路尾随，在王绮罗下车后，落单无人的时候下手。
但如此一来，他又要将一个大活人再带回滨城，这不是给自己找麻烦嘛，纪然换位思考，如果她是凶手，她一定不会选择这种目标，费时费力不说，中途还容易出纰漏。
那么，就还有一种情况，那就是王绮罗根本就没去客运站。
纪然想到了她刚才翻的一些关于走访客运司机留下的笔录。
她刚穿来的那天，郭淮就是带着顾然去走访跑滨城到大柳镇的最后一个客运司机的。
然而那天晚上打听的结果却是，这个客运司机同样对王绮罗没有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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